——张军就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践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回应社会关切

办案规范明确，当事人在侦、诉、审不同阶段，认罪越早从宽幅度一般越大。但实践中，由于“侥幸”“观望”等心理，犯罪嫌疑人在侦查环节认罪认罚的积极性不高，如何破解？

来自基层公安机关的办案人员提出疑问：“有些犯罪嫌疑人在起诉阶段或者审判阶段，出现了翻供或不是自愿认罪认罚辩解时，对办案民警来说存在‘自证清白风险’的顾虑。”

法院、检察院、公安、律师、法学教授代表和全国人大代表一起畅谈检察工作。

有办案人员提出疑问：“在侦查阶段耗费了较多的司法资源才抓获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愿意认罪认罚，但提出对其变更强制措施，不对其进行羁押。花了这么大精力才把人抓回来，难道就是为了让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

“这要从刑罚的目的来思考。”对这样的疑虑，张军谈道，公检法依法追诉犯罪，目标目的完全一致。之所以运用严厉的刑事追诉手段，逮捕起诉予以从严判处，根本目的还是促其认罪悔罪、改恶向善（只要不是适用死刑立即执行），促进社会和谐，实现公平正义。因此，犯罪嫌疑人能在侦查起诉阶段认罪认罚，一定程度实现刑事追诉的目的，则减省了进一步证明犯罪、追诉的司法付出，立案侦查移送捕诉就会更好更早，恰恰说明了侦查起诉阶段依法追诉，运用司法政策“攻心”、矫治犯罪取得了最佳效果。越早追诉犯罪，越早促使犯罪嫌疑人悔过自新，办案人员的成绩越是突出。评价侦查、检察人员的业绩应该与时俱进作出调整，而不能简单地以逮捕起诉从重判处、从严判决来评价前期追诉工作的付出。越早能让犯罪嫌疑人认罪服法，证明办案人员的司法专业能力越强，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越好，我们的业绩考评就要给予更高的评价，以此形成导向。

提到业绩考评，有座谈代表提出疑虑：如何完善业绩考评机制，防止认罪认罚从宽适用率的“盲目攀比”？

对这样的疑虑，张军开诚布公地回答：认罪认罚从宽适用率在80%到85%左右比较正常。有的地方工作细致，有影响性、复杂的案件少，适用的比例更高，也都正常，但不宜再进行超过这样比例的排序，引发攀比。实践中，我们正在研究，形成这样的机制：就一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整体而言，适用率在80%以上属正常适用，可不再作更优的排序。适用率低于80%的要了解相关情况，而低于70%的就要了解具体原因，查找问题，加强督导。上诉率低于5%的也可不再排序，但高于5%的要了解具体原因。“做起来”的目的，在大家的努力下实现了，就要用“合理指标”这个指挥棒，促进做得更实、更优。

认罪认罚自愿性的问题，一直是司法界人士关心的焦点。“由于值班律师作用还有待充分发挥，可能存在被动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的情况”“有些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本身由于认识原因等并不情愿认罪，但选择通过认罪认罚尽快拿到判决结果，走出看守所”……座谈会上，围绕公、检、法、律代表关注的认罪认罚自愿性问题，张军从认罪认罚从宽的本质入手予以回应——

认罪认罚的本质在于两个字：“自愿”。因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的效果如何，关键在于自愿性的审查判断。2020年全年，认罪认罚从宽适用率超过85%，量刑建议采纳率近95%，一审服判率超过95%，高出其他刑事案件21.7个百分点。这样的数据，本身就说明了问题。但是，不容否认，种种原因，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案件中，当事人自愿的程度、表现形式不尽相同，或者因为适用中具体的工作方式方法欠妥，致法庭上当事人反悔。

实践中确实存在因为工作不到位，或者工作方式方法简单，导致犯罪嫌疑人觉得“稀里糊涂”认罪认罚了。实践中，也有一些惯犯，主观恶性很深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果没有充分的事实证据，不到他们心目中的“最后一刻”，不会缴械投降。甚至在法庭上有一丝可辩，认为有侥幸的余地时，其即翻供，指认前期认罪认罚工作带有“被迫性”。

与此同时，不少情况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系初犯偶犯，甚至罪行也不是很重，对自己行为性质的认知不是很清楚，侦诉阶段依法以事实证据和相关案例教育引导其认罪认罚，做到了心悦诚服，但在审判阶段，法庭辩论中有了不同意见，其辩解自认无罪或情有可原时，原认罪认罚在他眼里就带有了“被迫性”和“不自愿性”。这也与我们前期工作不尽到位有关，与庭上进一步做深做透指控证明犯罪的工作，以事实证据论证欠严谨、欠说服力有关。

实践中，绝大多数庭上甚至一审否认“认罪”的，最终定罪了，结果是一审服判、二审服判。有的甚至因此被抗诉，从重判处了刑罚，也不再上诉、申诉，从这个角度也足以说明，主要还是侦诉阶段做深做好认罪认罚从宽工作还有不足。

“要针对不同的案件，区别提出量刑建议，不能确定刑和幅度刑一刀切”“个别检察官对从宽的标准把握不一样，出现个别案件量刑建议准确度不高”……就大家关心的量刑建议的规范化、确定化问题，张军结合案事例给出回应——

实践中，一些基层法院的法官希望我们提出更多的确定刑量刑建议，也有法官认为，提出幅度刑量刑建议更有利于法庭视庭审情况把握。这个问题，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的初期，检察官作为提出量刑建议的责任主体，经验不足，更多的是提出幅度刑的量刑建议。有的则总结庭审经验，甚至以适当方式向办理过类似案件的法官了解、沟通、请教，提出了确定刑量刑建议。随着经验的积累，实践效果的展现，确定刑量刑建议提出的比例、采纳率均大幅提升。2020年，检察机关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案件中，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占提出总数的73.5%，同比增加36.7个百分点。法院对确定刑量刑建议的采纳率为96.3%，同比增加10.7个百分点。越来越多的法官希望检察机关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认罪认罚案件中，凡提出幅度刑量刑建议的，没有一个被告人不期盼在最低线获刑。而一旦法官选择了中线甚至高线量刑时，律师、被告人往往提出上诉，庭审“三个效果”统一就更不容易实现了。

我们曾在一个基层法庭旁听一起这样的案件：被告人盗窃一辆电动车，认罪认罚，量刑建议是8到12个月。庭审中，被告人最后陈述时说，如果判8个月或9个月，可以接受。要是再重，我就……言下之意就是判刑如果超过9个月，他就难以接受了。此案当庭宣判，法官一锤定音，有期徒刑10个月。被告人没有犹豫：“那我上诉。”旁听的几位政法机关的相关负责同志露出不解的神情。

实践中，检察官该怎样做到确定刑量刑建议被告人认同、律师认同、法庭采纳呢？首在全面把握案件事实证据的基础上，对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的正确理解把握；次在对法院特别是本地法院处理同类案件典型案例的理解把握和运用；再就是庭下与律师沟通，要充分考虑律师的意见，庭上作出说明时要结合案情、被告人配合与否的表现，尊重法官定罪处刑的经验，体现以庭审为中心的改革导向。 

当然，对一些新类型案件、事实情节更复杂的重大案件以及被告人主观恶性较深、深谙律师在庭审时会提出的意见，被告人肯定存在变数的案件，检察官提出幅度刑量刑建议，则比较主动。

  “值班律师价值感不高，一些时候参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流于形式”“值班律师的阅卷权利得不到充分保障”……围绕律师深度参与、充分发挥律师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中的独特作用，张军谈道——

在认罪认罚从宽实践中，辩护律师在侦诉阶段接受委托，全程、全力以赴介入的很少，大多数是值班律师在场，参与介入、见证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

由于犯罪嫌疑人相对多，值班律师少，且值班律师往往是采取一两天轮班的方式，很难全面深入了解具体案情。律师参与，有的成了律师仅仅是“在场见证”，使有的案件在庭审阶段辩护律师发表了不同意见，致被告人不再认罪认罚。这类案件已引起司法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立法机关高度重视。据了解，法律援助法（草案）将对这样的问题作出特别规定。我们期盼着法律援助法对此有进一步明确具体的规定，有更多刑辩律师更早在侦诉阶段介入，切实维护好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解决这一难题，根本还在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使律师服务由不均衡走向均等化，让还没有律师或只有个位数律师的地方，与发达地区有相似的律师服务。此外，侦诉阶段做认罪认罚从宽工作，要充分尊重律师执业权利，发挥好律师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独特作用，认真听取值班律师意见，保障律师的阅卷权。还应以相关案例与律师及犯罪嫌疑人进行沟通。值班律师的价值作用在经费保障上也要得到充分体现，则这项制度的适用才能有更好的基础。毫无疑问，这需要一个过程。